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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桥庆喜的醉梦，此事亦然变得不美妙起来：

其实自元治元年（1864年）七月十九日禁门之变后，为难之处不是如何讨伐长州——毕竟长州犯了大忌擅自动兵进攻京都，而且围攻长州是各家联手，这肯定是有胜无败。

令庆喜为难的是，如何收拾残局。

说白了，扶桑政局日后走向如何、庆喜为首的“一会桑”势力如何维持权势，这些都是必须考虑的问题。

此时，据西洋历1861年4月米人南北之战爆发已经三年多了，欧罗巴从米人南部获得的棉花越来越少，因此，作为输入扶桑的主要货物，洋布、洋纱数量也日渐降低。

再加上米人洋商的不活跃，其实扶桑的经纶危局有所缓和。

当然，庆喜也不得不承认，这样的结果与幕府派出的竹内保德旅欧使团有关——虽然文久2年（1862年）的交涉中付出了减税等严重代价，可毕竟顺利推延了两港两都的开埠。

这样的大势下，有去年武力攘夷的失利，加上今年以来西洋人不断集结兵船于横滨，才是朝廷改元“元治”默许放弃武力攘夷的根本原因。

当然，诸侯们也灵醒无比，去年的八月十八日之变、今年的禁门之变，都体现出了先见之明。

可是，缓解不代表根本矛盾得到解决。

如今扶桑的两大危机是，对外开埠造成的困局和德川幕府日薄西山带来的骚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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